意大利汉学先驱和西方世界首部《聊斋志异》的完整译本

意国大夫的汉学情缘

1926年，儒拉翻译的《中国寓言》在米兰首次出版，这是《聊斋志异》的首个意大利文节译本。之后又推出了全译本，是《聊斋志异》在整个西方世界的首部完整译本。

今年正值中意建交55周年。从马可·波罗到利玛窦，一代代开拓者用智慧与热忱架起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。及至19世纪末，又一位意大利使者——儒拉（Ludovico Luigi Nicola di Giura，1868—1947）来到中国。他被人们亲切称为“意国大夫”，在华行医三十余载，又将中国文学的瑰宝译介至亚平宁半岛，在中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儒拉译《中国寓言》即《聊斋志异》节译本（Mondadori，1926）

东方情结的缘起

1868年，儒拉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个贵族家庭。他自幼便受到那不勒斯“中华学院”的影响，梦想着奔赴远东，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习俗与风土人情。中华学院是今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，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，是西方第一所教授中文、传播中华文化的教育机构。在当地人的口中，中华学院又称圣家学院（Collegio di sacra famiglia），其创始人是清初来华意大利人马国贤（Matteo Ripa，1682—1746）。1710至1723年，马国贤以画师、翻译等身份在清廷服务。返回欧洲后，他创办了中华学院，力图培养真正融贯中西的跨文化人才，消弭语言藩篱与文化鸿沟，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。

在成立之初，中华学院得到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室的资助。借助学院培养的中文译员，查理六世大力发展对华贸易，创办了名为“皇家特许奥斯坦德”的贸易公司。凭借茶叶生意，奥斯坦德公司繁荣一时，成为英、荷等国的重要竞争对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华学院培育了中国本土学生106人，他们来自直隶、顺天、江苏、四川、湖北、广东、陕西、山西、福建、甘肃、山东、湖南、河南等十余个省份。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学成后选择了归国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成为东西交往中的一段佳话。历史上，中华学院存在了一个多世纪，成为启蒙时代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。

在那不勒斯街头，年少的儒拉时常听闻中华学院的种种传说。这座欧洲首个汉学殿堂，其红墙黛瓦间流转的东方智慧，犹如一粒种子，在儒拉身上生根发芽。1891年，儒拉从那不勒斯皇家大学医学与外科专业毕业，同年成为海军军事卫生部队二级医士。1894至1896年间，儒拉以随军医官身份登上“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”号远洋舰，开启了环球旅行，他将此次航行的所见所闻详实记录，并整理成航海日记。这批珍贵的手稿后来得以出版，名为《皇家海军“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”号环球航行记（1894—1896）》。在日记中，儒拉提到，“每当想起遥远的东方，那片我亲历过的土地，便觉心灵归于宁静——仿佛有一束光照进我的生命，令我始终保持着平和与满足”。

京城的意国大夫

儒拉医生1900年被派驻北京，在华三十一年间，他以医会友、广结善缘。从清朝末年的皇族贵胄，到民国初年的军政要员，再到鲁迅、叶景葵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，皆曾求诊于这位“意国大夫”。就连素来“疑忌西医”的守旧派遗老朱益藩也对“义国儒拉先生”青眼有加：“非君义心仁术，克孚众望，孰能若是？”此外，儒拉还积极联络在华意大利侨民社群，并于1913至1922年间支持意大利工程师鲁菲诺尼（Daniele Ruffinoni）筹建意国医院。在这项历时九年的医疗工程中，他不仅以医学顾问身份参与规划设计，更运用其在中国政商界的影响力，协助解决医院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。

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326所西式医院与244处西药房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医疗网络。这些医疗机构共设有16737张病床，平均每家医院51张，门诊量突破了百万规模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医疗服务需求，在华西医们深切意识到，培养本地护士和助手已成为当务之急，医学教育理应成为医疗实践的重中之重。为此，儒拉亲自编译医学教材，取名为《新译病毒汇编》。这部以中文撰写的专业著作，采用“外籍医师口授——本土助手笔录”的独特编撰模式：儒拉先用意大利语讲解传染病学原理，再由通晓双语的中国助手转化为中文医学表述，最终经他审定成书。

中国文化的译介

自踏上中国土地起，儒拉便持续观察清王朝局势的剧烈嬗变。1905至1910年间，他成为意大利社会洞悉中国的重要窗口——通过在《新文选》（Nuova Antologia）发表的系列文章，这位意国大夫为西方读者呈现了晚清社会的多重“病灶”。这些兼具现场感与学理性的报道，构成了欧洲汉学界研究晚清社会转型的珍贵一手文献。1927至1931年间，儒拉又以《新闻报》（La Stampa）特约记者的身份，发表了三十余篇中国专题报道。这些文章不仅敏锐捕捉了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革，更以医者特有的细腻观察，向意大利读者系统介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、历史沿革与民间习俗。

在行医之余，儒拉将全部热忱倾注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。他系统研读儒家经典，沉醉于唐诗意境，深入探究明清小说，并密切关注晚清民国的文学新作。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浸润，使他不仅精通汉语，更培养出深厚的汉学修养，因而被中国知识界以“西儒”之礼相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20世纪初的意大利，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往往需要借道法语和英语世界，而儒拉通过直接阅读中文原著，开辟了一条更为真切的认知中国文化的路径。1926年，儒拉翻译的《中国寓言》（Le Fiabe cinesi）在米兰首次出版，这是《聊斋志异》的首个意大利文节译本。尽管当时已有英译本可供参考，儒拉仍坚持从中文直接翻译，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的本真性。这一开创性工作为意大利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志怪文学的大门。

此后，意大利著名出版商蒙达多利又推出了《聊斋志异》全译本，这不仅是意大利的第一个全译本，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首部完整译本。该版本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也奠定了儒拉作为重要汉学翻译家的地位。当然，儒拉在中国文学译介领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。他先后完成了多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译作，其中包括《李白之诗》（Poesie di Li-Può）、《论语选录》（Scelta di massime confuciane），以及《红楼梦》的部分诗词，以《东方之花：译自中文的诗词》（Fiori Orientali: poesie tradotte dal cinese）出版。这些译作同样坚持从中文直译的原则，延续了儒拉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1931年归国后，儒拉在其故乡建立了一座中国图书馆，馆藏均来自其在华期间精心搜集的典籍。这批藏书不仅涵盖医学专著，更包含大量哲学、文学与艺术珍本，既见证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赤诚热爱，又折射出这位意国大夫作为中意文化交流使者的毕生追求，尤其珍贵的是部分线装书上保留的朱批眉注，字里行间记录着对东方智慧的独特诠释。

作为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汉学研究的先驱，儒拉的学术贡献正日益受到中意两国学界的重视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、意大利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）